战争中,学生的爱国方式

作者:邓康延 来源:读者

  当年日俄开战,日本群情激愤,争相效命疆场。在校学生遇将士出征必列队远送或捐款,包括七八岁的儿童。日本文部省見状,深恐学生有废学业,即发告示:

  国民奋其忠勇之精神,捧其满腔之热血,为海陆军之后援,固属当然之事。至于悬念战事而废本业,虽为爱国之至情,绝非得体。期望从事教育者,当无变平日沉着,热心诚意,尽力厥职,当使青年男女,共知将来为国家所负之责任,必更重大。我国民欲尽此重大责任,全恃在学时代,专心一意修养其身心而已。我忠勇之海陆军人为国家誓死赴战,学生欲表同情,相率欢迎欢送,虽无不可,若因此辍学,费其贵重之时光,则非忠勇军人所期望于在学之男女者也。学生所助军费若出于自己节省之资财,忠爱之情既属可嘉,且以此养成节俭美风,尤为有益。若以捐助为名,而要求于父兄,则大不可,国家亦不愿受之矣。今日所以与俄交兵者,为后来永远和平之计也。凡我学生不可意气用事,若对俄人而肆口嘲骂,或波及其他外国人,尤须戒之也。

  要之在教育之任者,于此之时,当视平时尤为奋励。国家所期望于教育者在此,教育者所以报国家之道亦在此。

  民国初年编纂的新国文课文,编者于书中感慨:“呜呼,观于日本学生之所为,我少年亦动爱国之心乎。观于日本文部省之所言,我少年亦知所以爱国之道乎。今者强邻逼处,国步之艰难,百倍日本,我爱国少年,知自奋于学问,以为他日担任国事之预备,则国家之幸矣。”

  1937年日寇侵华,中国失去半壁河山,财政窘迫,军费剧增。有人倡导实施战时国防教育,停办院校,师生员工应征入伍,共赴国难。曾赴日留学的蒋介石反驳:“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,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。我们这一战,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,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,复兴我们的国家,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,不仅在战时,还应该看到战后。”陈诚也批驳战时非常教育是“一叶障目,不见泰山”:“尤其当国家存亡关头,教育是最强韧、最可靠的生存力量。”随即,国民政府将沦陷区一半以上的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转移到大后方。教育部建立贷金制度,维持来自沦陷区贫困生的膳食及服装,提供免费住宿,10多万中学生、大学生因之受益,包括后来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钱骥、邓稼先等,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、杨振宁等。其间还选拔了1000多名自费或公费留学生奔赴美欧各国。大学科研一直未断,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,中国从1938年至1944年,“这7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,比起过去30年来,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”。

  曾有一所山东中学,迁移到陕西,孩子们放下行囊就在旷野小树林里上课。中午时分,一位中年男子依次探访村中各家各户,兜着长袍里的百家饭喊道:“孩子们吃饭了。”师生们迎上去:“校长辛苦了。”

  我们拍摄纪录片《先生》之竺可桢时,沿着他率领浙大师生辗转西迁的路径来到贵州湄潭。师生陋室简餐,心志只在“教育救国,科学兴邦”。敌机轰炸完了,化学系还能安心于瓶瓶罐罐的化学实验。在战火里浙大升腾起“东方剑桥”的风范,当地水土至今仍蕴含着文化的润泽。

  战争中的学子们知道,和他们一样年轻的同胞士兵正用胸口挡着日寇的枪炮,挡出时间和空间。正如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扉页郑重题下“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”,“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,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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