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念傅雷先生

作者:叶兆言 来源:《书城》

  

  傅雷先生出生那年,正赶上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,这是巧合,也是宿命。大清朝气数将尽,不破不立,“新”气象万千,给人带来了希望,同时又注定了要遭遇乱世。过去一百来年,伴随着傅雷走过,不太平的岁月远比太平时日多。

  熟悉傅雷的人会告诉我们,他生性耿直倔强,容易愤怒,早在读中学之际,就因为言辞激烈被学校开除。他曾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,而且还是带头人,以他的天性和少年经历,若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者并不会令人意外。中学即将结束时,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,是不是唯一的一篇还有待考证,但是文学的魔力开始在他的血液里兴风作浪,意味着他终身必然只能与文字为伍。

  从此以后,傅雷的所做所为,更像一个标准的文人,始终是有骨气的文弱书生。天下大乱,战火纷飞,血雨腥风,他没有投笔从戎,没有参与激烈的党派之争,而是有意无意地远离暴力和政治。大家都知道,傅雷曾在法国留学4年,出国时只有19岁,等到学成归国,在抵达上海的当天,正赶上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事变”,这又是个国难当头的日子。6年以后,抗战爆发,和当时的很多爱国文化人一样,他曾举家去广西避难当义民,因为交通混乱,受阻于梧州达3个月之久,最后不得不返回上海。又过了两年,到1939年,傅雷历经艰险,又一次抵达内地,赴昆明国立艺专任教,差一点与闻一多先生成为同事。

  傅雷没在战时的大后方留下来,他与国立艺专的校长意见不合,犯起了牛脾气,又回到孤岛上海。接下来,他以纯粹个人的形式进行着抗战,在孤岛期间,为了不与日本人照面,傅雷闭门不出,“东不至黄浦江,北不至白渡桥”,整日埋头翻译。对傅雷的生平进行简单梳理后不难发现,他一生中有两个阶段对翻译是出奇勤奋,成绩也极为惊人,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期间,而第二个阶段,就是被打成右派以后。

  不幸有时候也能成为一种动力,面对牵涉整个民族命运的国难,以及个人事业遇到巨大不幸和挫折,傅雷都是选择用译笔来表达他的立场。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“译”圣贤书。一个有品质的文人,在个人行为上究竟应该如何特立独行,在困难面前应该如何进行正确选择,他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。

  也许正因为如此,最后那一幕完全可以避免的巨大悲剧的出现,才会让大家感到非常遗憾,非常痛心。当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,傅雷的终极抉择,竟然是与心爱的妻子一起自杀。如此坚强的一个人,如此智慧的一个人,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关没能挺过来?这是一个仍然值得讨论的命题。

  

 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,没有了翻译家,世界文学将是一段十足的空白。没有翻译家,即使我们像伟大的歌德那样,信心百倍地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,但语言障碍的高山挡在面前,我们还是看不到山那边的无限风光。

  傅雷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翻译上,他的第一本译作是《夏洛外传》,这是一个卓别林演绎出来的故事,是好莱坞的电影,经过法国人改写,再通过傅雷的翻译,变为一道精神菜肴端到中国人面前。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影响力有多大,是否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,根据译者自述,傅雷希望它能为自己挣几个小钱,结局却是遭到好几家书店经理的拒绝,只能自费出版。

  傅雷的翻译最后受到大家欢迎不容置疑,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,巴尔扎克真该好好感谢这位中国知音,正是因为有了傅雷的出色翻译,这位法国大作家的心血才货真价实地成为中国的畅销书,从书店的架子上走向千家万户。不止一个人翻译过巴尔扎克的作品,然而傅雷的译本最为我们所熟悉,最容易被大家接受,是公认的品牌。当然,傅雷更应该感谢巴尔扎克,毕竟原创的意义更为重大,没有原创一切都将无从说起,傅雷的人生中如果没有了巴尔扎克,关于他的种种评价,就不得不重新撰写。

  吃翻译这碗饭看起来容易,其中的诀窍无奇不有,真正要靠它养家糊口,远比我们想象的困难许多。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,原著版权还是个十分可笑的概念,不是可有可无,而是压根儿没有。谁有本事都可以抢译,谁能占领市场谁就是老大。有太多的文化人涉足过翻译领域,在很多非常尴尬的历史时期,翻译文学作品要比写作更容易生存,来钱更快,更容易成为躲风避雨的码头。巴尔扎克的著作成了傅雷最好的憩息地,同样是在困难关头,很多人就没有他那样幸运。1949年以后,图书出版基本上被垄断,翻译苏联作品成为时髦,许多搞翻译的人不得不跟在老大哥后面亦步亦趋,比如也是翻译法国文学的李青崖先生要翻译莫泊桑,就必须小心翼翼地申明自己的选目是根据苏联的权威译本而定。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办法有点迫不得已,更狼狈的则是施蛰存先生,他只能捡些别人挑剩下的玩意,比如尼克索的《征服者贝莱》,以施先生挑剔的眼光,以他的学养,我不太相信他会从内心深处,真正地喜欢这些流行一时的作品。

  傅雷的幸运在于他的翻译一点都不用勉强,完全可以沉浸在伟大的巴尔扎克身上。同样是被打成右派,同样是拿翻译报酬,靠翻译这门手艺吃饭,傅雷要比施先生自在潇洒很多。很长时间里,巴尔扎克都是一个主旋律作家,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,因为被马克思、恩格斯看好,巴尔扎克有幸成为经典中的经典,翻译他的作品是旱涝保收。

  傅雷的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巴尔扎克的《幻灭》,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巧合。

  

  傅雷先生翻译过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一段很短很经典的话,意思是说,人不过是一株芦苇,是自然界最脆弱的生物,人又是有思想的芦苇,因为有了思想,所以也是最强大的生物。一滴水、一缕水汽,都有可能致人于死地,但是人还是比压倒他的世界万物高出一等,因为人类明白世界万物在哪些地方胜过自己。很长时间内,我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,话说得太哲学了,有那么一些绕人,到底想说明什么呢?

  傅雷是个有才华的人,除了在翻译方面的特殊贡献,他对音乐的爱好、对美术的见解,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。说傅雷的这一生可歌可泣并不为过,他是一株芦苇,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,但是我们以傅雷为例,是不是也可以反问一句,人同时会不会又是一些没有思想的芦苇?因为世界上许多最反人类的坏事,都是人这种高等动物自己干出来的,战争、政治迫害、丑陋的背叛和无情无义,所有这些都和冠冕堂皇的我们脱不了干系。

  过去100多年,无休止的战争和政治运动,成了父辈和祖父那一辈人的噩梦。今天经常响彻我们耳边的“和谐社会”一词,还有那些对于是非与价值的简单判断,如果能早一些流行多好。时至今日,我们只能庆幸,那个噩梦时代终于结束了,同时也不得不感叹,恰恰是在那个不太好的年代,忍辱负重的傅雷以自己的不懈努力,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。这或许也解释了一个古老的真理,痛苦的结晶往往才是最美好的。

  我不知道如今还有没有人能像傅雷那样,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翻译文学作品中去,时代已经改变,文化人面对的问题已完全不同。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,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,我们,无论是西方的欧美,还是东方的华夏,正在相对地变得越来越文明,越来越远离战争和政治运动,社会越来越和谐并且开始讲究双赢。

  20多年前,在大学里做硕士论文时,我提出过一个观点,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,不但要研究作家原创的作品,还要研究翻译文学的语言。现代汉语的发展壮大,文学语言的日趋成熟,是由这两种力量同时推动的,而傅雷恰恰是翻译文学领域中最突出的一位,他不仅向我们贩卖和推销了外国文学,还把第一流的汉语范本展现在了读者面前,直接影响了很多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。

  

  一个不懂外语的人,冒冒失失谈论翻译是很可笑的。法国的纪德翻译莎士比亚,把“静得连一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”,译成了“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”。为此,傅雷与施蛰存曾有过一番认真的讨论,傅雷认为这个绝对不是错译,而是“达意”和“传神”。英法两国人形容安静有不同的习惯,重点不在究竟有没有老鼠和猫,就像中国人说“鸦雀无声”,鸦和雀都是虚拟的,我们说“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”,绝不是真有那么好的听力,死抠字面无疑会闹笑话。

  有什么样的翻译,就有什么样的读者,同样,有什么样的读者,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。也许读者根本不在乎傅雷的那些努力,对于翻译作品,匆匆地看上一遍,知道一个大概已经足够,明白几个洋人的名字和故事便算完事。世界文学名著已成为最好的文化装饰,成了客厅中高大书架上象征品位的摆设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傅雷的翻译,过犹不及,过分地钻牛角尖,弄不好也会走火入魔。然而有人喜欢的就是这种书呆子气,譬如我,就是傅雷译本的坚定拥护者和受惠者,他译文中特有的那种节奏、那种语感、那种遣词造句的风格,都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。

  傅雷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达意和传神上,文字方面的精益求精让读者获益匪浅,我正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情写下这篇怀念文章的。傅雷活着的时候,美文这个词还不流行,因为在老派的人看来,“文”这个字本来就含有“美”的成分,天生就应该是美的,只不过随着文字的普及,随着文化的泛滥,文已经越来越不美丽,越来越不讲究,基于这样的现实,强调傅雷的译著为美文并不过分。

  傅雷的远去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,在文化和文明缺失的昨天,他的浩瀚译著曾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,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。一位法国学者谈到莫扎特,曾说他的音乐不像他的生活,更像他的灵魂。莫扎特的生活是不幸的,他的音乐却充满了欢乐。傅雷的译文也不像他的生活,他留下的文字美丽清新,充满了智慧,充满了爱,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。

  傅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。